2008年，IBM首次提出了 “智慧星球”（smarter planet）愿景，在此框架下，IBM用“智慧城市”（smarter cities）的概念来表示硬件、软件、管理、计算、数据分析等业务在城市领域中的集成服务。经过不同的解读、应用和概念延伸，“智慧城市”成为一种被广为接受的综合发展理念。

智慧城市的兴起，是新一轮技术与产业革命带来的城市发展方式的变化。ICT技术革命带来的网络联通、数据爆炸、计算机与云端处理能力的提升、物联网技术的应用，使城市感知、联系、应对内外部变化的模式发生改变，形成适用于基础设施、城市服务、交通管理、智能建筑、商业服务等领域的城市应用。

在国际上，对智慧城市的理解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IBM、思科等技术公司主导的技术驱动阶段，以工具式的技术集成方案为主要成果，典型代表包括韩国松岛、马斯达尔U-city；第二阶段是以波士顿、巴塞罗那等先驱性城市为主导的城市主导阶段，以解决城市具体问题的创新应用为主要成果，典型代表包括波士顿New Urban Mechanics计划、巴塞罗那的智慧创新平台；第三个阶段是多方参与的创新共享阶段，以高度互动和持续的智慧城市发展过程为主要成果，典型代表包括新加坡的智慧国家、首尔的共享城市。

智慧城市发展已经不仅仅意味着基础设施和技术的升级改造，还融入了共享、创新、开放的城市发展理念，也成为了城市抢占新一轮发展机会的手段。有研究表明，智慧城市相关的应用能够使城市中的袭击、抢劫和偷窃率降低30-40%，使城市温室气体排放和不可回收垃圾减少10-20%，使市民通勤时间减少15-20%，使城市就业数量提升1.0-3.0%，使城市GDP增长率提升0.7%。从智慧交通到智慧医疗，从节能环保到便民生活，新技术为城市社会带来的价值提升空间仍然巨大。

智慧城市的目的是让城市成为一个连续、高效、整合、开放的生态系统，流畅便捷的生活体验、高效的交通系统、有活力的商业环境、持久的产业发展动力，成为城市持续竞争力和创造力的源泉。智慧城市并非某种发展概念的终局，而是一个技术持续重塑城市的过程。这一过程将从个人生活、商业服务、公共管理等领域开始，向城市中的各个场景和应用领域渗透。可以预计的是，“智慧”的理念将内化到未来城市发展的方方面面，最终使“智慧城市”等于“城市”。

 

智慧城市概念在2010年以后逐渐进入中国，经历了短暂的概念普及，就进入了爆发式增长阶段。这种爆发主要体现为：2013-2015年间国家各部委密集发布了各类政策、指导意见、城市试点，2016年以后逐渐完善智慧城市国家标准体系的建设；地方政府积极推进智慧城市相关的顶层设计与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项目，发布管理法规和条例，为智慧城市的落地实践创造条件。

在这种推动下，2013-2018年期间，由各地方政府委托的智慧城市项目的中标数量从12个激增到162个，年复合增长率超过45%。华东、华北、华中南等沿海发达地区成为智慧城市建设的集中区域。

从类型来看，智慧城市相关的顶层规划和设计仍然是数量最多的地方政府委托项目。这说明大量地区的智慧城市发展尚处在早期谋划阶段；城市运营管理、政府政务、城市大数据、交通出行、城市应急相关的项目增长迅速，在2014-2018年期间年均复合增长率均超过40%；智慧市政、城市安防等领域也具有较大需求，但项目数量增速放缓，表现出市场趋于成熟的特征。

城市具有高密度的人口、快速迭代的市场和复杂多样的应用场景，能够催生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是科技企业延长产品线，整合技术、资金、业务、市场的最好舞台。从IBM的“智慧星球”开始，科技与互联网行业对城市的探索从未停止，微软的“城市计算”、谷歌的“未来城市”、阿里的“城市大脑”、百度的“AI+城市”……科技巨头在城市领域的布局体现了智慧城市的商业和战略价值。中国的城市数量众多，流量巨大，是科技创新的理想试验场。移动互联网与新的商业模式的结合使中国的智慧城市市场空间远超其他国家，有可能成为下一阶段科技创新领域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一般认为，智慧城市的总体架构包括五个层面：感知层、通信和网络层、城市数据和控制层、城市应用层和支持系统层。根据国家标准GB/T 34678-2017《智慧城市 技术参考模型》，智慧城市的应用和运营系统，需要“物联感知” “网络通信” “计算与储存” “数据与服务融合” “安全保障”等技术要素的支撑；智慧城市的总体架构涉及业务架构、数据架构、应用架构、基础设施架构、安全体系、标准体系、产业体系等内容。

高度的复杂性意味着智慧城市建设是一个长期系统工程，巨大体量和潜力吸引了大量厂商的参与，包括传统信息化与解决方案厂商、互联网科技厂商、细分行业厂商和专业服务厂商，不同类型的厂商根据自身业务特点获得差异化的竞争优势。

由于智慧城市行业涵盖范围的广泛和复杂，厂商之间可能基于同类产品和服务展开竞争，同时在差异化领域进行合作，形成竞争和合作高度共存的行业格局。例如，传统的信息化与解决方案厂商是城市数字化建设的早期参与者，具有城市数字基础设施、信息平台、软件开发建设的丰富经验；而互联网科技厂商作为成长中的智慧城市的参与者，具有成长速度快、技术能力强、与C端用户联系更紧密等优势。这两种厂商在智慧城市平台和解决方案领域开展了激烈的竞争攻防，同时两者结合各自优势，形成软件+计算、信息化+云的组合，共同为城市提供解决方案。互联网科技厂商与细分行业厂商之间也是如此，二者在智慧城市具体应用（如安防、交通）等方面存在竞争，同时可以在智慧城市运营领域进行合作。

在这种局面下，不同厂商形成了差异化的竞争策略——综合服务厂商由于具有较强的产品和整合能力，能够提供从顶层设计到解决方案的智慧城市服务，因此能够在优势产品的基础上扩展服务范围，进行智慧城市相关业务的纵向整合。同时，激烈的竞争使每一家厂商需要在扩展业务链条的同时，深耕自身优势领域，保证核心竞争力；细分行业厂商则进行行业深耕和垂直整合，确立局部竞争优势；国际厂商虽然较少直接参与中国智慧城市项目的建设，但一直在以多种方式影响行业的发展。同时，国际厂商由于在智慧城市领域起步较早，拥有丰富的国际经验和宽阔的视野，常常能够提出具有创新性和前沿性的发展理念，IBM的“智慧地球”与“认知计算”、微软的“城市计算”、Alphabet的创新城市部门Sidewalk Labs等，在智慧城市的国际实践中仍然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对中国的智慧城市行业发展具有借鉴价值。

 

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这意味着中国的城镇人口数量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数量，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从加速增长转向减速增长。一方面中国仍处在城镇化进程中，要接近70%-80%的城镇化成熟状态，仍然有3-4亿人需要进城；另一方面，存量发展和高质量发展越来越成为城市的核心关注点，曾经只有少数大城市才需要面对的拥堵、污染、安全、管理等问题，也将成为大多数城市都需要解决的难题。同时，城市系统复杂度提升、需求多样化程度提高，要求城市运转更加高效、管理更加精细，这都为智慧城市的发展留下了巨大空间，也部分解释了中国的智慧城市数量众多、需求巨大的原因。

同时，技术的发展为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带来了新的底气。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5G等技术先后成熟，并在中国快速普及、商业化，进入成熟阶段，使利用技术解决城市问题的成本大幅下降，使发展智慧城市和落地智慧应用的成本不断降低，收益不断增加，真正让智慧城市具有了实用价值和商业价值。

如自动驾驶将改变城市路网的形态和交通管理方式，物联网将革新基础设施，AR、VR技术将改变城市空间的互动模式，新零售和O2O将改变线上线下的商业空间，技术将越来越多地改变生产和生活方式，甚至颠覆原有的城市布局和运行机制。

城市对技术的选取和运用将与城市本身的特征和需求高度相关，如工业城市关注产业互联、服务型城市关注品质提升、知识型城市关注创新共享、衰落的收缩城市关注转型重塑……城市甚至可以通过对自身特质的塑造来完成对城市居住者的筛选。

不管技术承担何种角色，城市的最终需求，都是提升吸引力和竞争力。因此技术最终仍是手段，智慧城市的目标，是便捷的日常服务、可负担的生活成本、优质的发展机会、有吸引力的公共空间、丰富的文化休闲活动，从而吸引人才、产业和服务，让城市具有长久的社会和经济活力。

 

智慧城市的服务和运营具有典型的规模经济特征，企业的技术和产品一旦成熟落地，随着不断推广，其成本会迅速降低，品牌效应凸显，这种特征有利于寡头性企业的出现。同时，城市领域的行业细分、城市的区域差异和本地经验的门槛又会创造长尾的市场空间，允许深耕专项领域和地方市场的企业存在。因此可以预期，未来智慧城市行业将形成少量全国性巨头+众多专业化地方化服务商的格局，形成高度集中与破碎化并存的行业格局。

未来的智慧城市建设将更多地介入城市开发的各个环节——从规划设计/开发计划阶段开始，引入智慧城市发展理念，结合城市建设的不同阶段配置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并通过持续的运营和服务为城市创造价值。这将带动资本方、地产商等角色进入智慧城市领域，成为行业中的重要参与者。

智慧城市系统安全与维护的重要性将不断提升。自2013年以来，我国政府部门，银行、民航等重要信息系统部门，电信、传媒、公共卫生、教育等行业的漏洞事件数量大幅增长，这意味着智慧城市运行过程中的网络安全和系统安全隐患增加。这些网络安全问题极具攻击价值，可能会对现实世界造成大范围的直接影响，如交通瘫痪、公共设施运转停滞（停水、停电、停气、停供暖）、物联网设备远程操控、环境污染甚至人员伤亡。而随着城市系统的复杂度的提升，大多数城市尚不具备系统性维护城市网络安全的能力，智慧城市对安全厂商和系统安全解决方案的需求必将快速增长。

智慧城市的系统化和复杂化，使各类厂商在公共领域、生活领域和生产领域都存在创新机会——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机会包括物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应用、服务于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大数据与算法提升、城市资源共享与优化利用、人工智能与城市专家的协同管理；在生活领域的机会包括各类公共服务增值与生活品质提升服务；在生产领域的机会主要包括数字化转型相关的产业互联网及云服务、供应链管理、智慧园区等。

可以预期的是，智慧城市发展的复杂化和专业化将催生“智慧城市运营商”这一行业新物种，深度介入智慧城市的顶层设计、建设运营、技术管理和应用创新，帮助公共部门进行智慧城市的建设、运营和管理，同时在政府的赋权和监管下，向城市中的企业和使用者提供增值服务。在智慧城市运营商的帮助下，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减少自身的管理成本，使用者可以获得更专业和多样的服务，智慧城市运营商也可以向使用者和其他企业提供增值服务并盈利。智慧城市运营商将成为公共部门与城市使用者之间的关键桥梁，促进智慧城市的建设和整体发展。

智慧城市的发展具有广阔的前景，但政策、市场、技术等要素中仍存在诸多风险。对潜在风险的预判与防范，是行业和企业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随着技术的发展，社会对于智慧城市理念的总体认知和信任（包括公众和政府对隐私、安全、技术可靠性的担忧），及其可能引发的政策转向、技术变化等，是影响智慧城市行业发展的最重要的风险要素。

陈立群/文

（撰稿人：艾瑞咨询行业分析师）